二十年過去了，“六四”冤魂還未瞑目，被“六四”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，在一九九一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，就失去了在自己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，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，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，被監視居住（一九九五年五月 —— 一九九六年一月），被勞動教養（一九九六年十月 —— 一九九九年十月），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，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，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《六•二絕食宣言》中所表達的信念——我沒有敵人，也沒有仇恨。所有監控過我、捉補過我、審訊過我的警察，起訴過我的檢控官，判決過我的法官，都不是我的敵人。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、逮捕、起訴和判決，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，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。在十二月三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，我能感受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。
摘自《我沒有敵人——我的最後陳述》，劉曉波，《明報月刊》11年1月號。
我確實經常在年輕人面前，有一種愧疚之感，在八〇年代末的風波裡，尤其強烈。我曾在這場風波中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談到，正是因爲我們成年人沒有把國家治好，才使得青年人不得不用絕食這樣的極端方式，用生命介入，因此，在學生的行動面前，我們應該感到羞愧，如果再不支持他們，我們就有失師德和良知了。坦白地說，我正是懷著這樣的負疚感站出來說話的。但後來學生還是遭到了鎮壓，而我作爲老師，卻沒有盡到保護學生的責任，儘管這是我無能爲力的，但我仍無法擺脫內心的愧疚與不安，這至今仍是壓在我心上的墳。
摘自《我的回顧與反思——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》，錢理群，行人出版社。
八九年時我三十歲出頭；六四給我的影響是defining的，就是令我決定有些事不會做（像太風花雪月的事），而有些大事必須做下去，比如關懷國家和社會。所以後來我出書探討中國民主運動、探討政制問題。我一向不參與政治，六四之後我在政治上變得略爲活躍，我最活躍就係做下出版架咋。香港沒有正式的政治，你不能用投票等正式政治方法去達到自由和民主，但自由和民主可以體現在心情、行爲和習慣中。我們不能投票推翻政府，但可以在思想上反對和批評政府；可以在行爲上反叛。
摘自《VIIV私物語》，梁款，《字花》第19期。
然而，回看《中國茉莉花革命》網文，當人民能夠對社會多種問題朗朗上口、如數家珍，反映的社會問題不容忽視。中國版的“茉莉花革命”雖然搞得不成事，但卻播下了種子。網文的最後一段說：“如本次召集未能成功舉辦集會的城市，可在每個星期天的下午兩點繼續前往，堅持就是勝利！”《明報》記者訪問在北京的一位王姓的在場民眾更說：“這次在王府井，下次選擇西單的廣場，今次口號爲茉莉花，下次就是玫瑰花。每月進行一次，不需要理由，純粹是爲了散步。”看來，人們開始覺醒，即使不會影響有影響政局的大規模示威，但一步一步爲自己爭取集會自由、爭取表達意見自由的抗爭仍然繼續。
星星之火會不會燎原，當看有關當局是用水還是用油救火了。如果下次還是以捉人、打人應對，參與“茉莉花革命”的人，只會越來越多。阿拉伯政權遇上大規模示威後，都以改革來回應人民的訴求，如果中國真的要“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”，應在矛盾萌芽期就以改革來回應人民。古語有云“衣食足而知榮辱”，以經濟去堵住人民追求自由的決心可以維持多久？天曉得。
摘自《茉莉花可以根植中國嗎？》，郭威，《明報月刊》11年3月號。
你想起自己成長中的威權年代，同樣是一個用特務和白色恐怖統治了四十年的獨裁政權。而當時你們什麼也不曾做，甚至不曾有反叛的念頭，因爲你根本沒知覺，也沒有任何契機讓你覺醒。也或者你曾經覺醒，並鼓起不惜曬鮮血的勇氣做了些什麼，卻終究沒能扳倒那個政權，反而是自己被默默的、遠遠的、永久的流放。
…
終於，你等到了那天。政權改變性質，你們獲得公民該有的權利。最後你卻發現自己能做的也不過就是去投個票。但即使投票也變得不容易，因爲人不能既在這兒又在哪兒。此時，你終於學會灑脫：再怎麼，也不差我那一票了。
摘自《你》，裴在美，《明報月刊》11年3月號。
由此我想到，不是中國人忘記了“六四”，也不是今天的青年不想了解“六四”，不能理解上一代青年的追求，而是官方仍然掌握著“槍桿子”和“筆桿子”，成功地把“六四”屏閉在公共視野之外。一旦這種屏閉失效，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還是有可能修復的。
瞞天過海二十年了，不可能永遠地瞞下去。
摘自《“九〇後”知“六四”嗎？》，《明報月刊》09年6月號。
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，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，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，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，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。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，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——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。
摘自《我沒有敵人——我的最後陳述》，劉曉波，《明報月刊》11年1月號。
那年在英國，和日本友人長谷川與臺灣來的雅珊，在房間裡，靜靜聽了一個下午的“沒有抽煙的日子”，張雨生的歌，王丹的詞。反反覆覆，沒有出口的哀愁與無奈，像那些苦悶的青春的日子，在無盡的論文昨夜裡，我們辯論殖民與後殖民，拋擲無意義的名詞。我跟他們說，更年少的時候，在我城，我們如何臂纏黑布條上學，在校園裡唱“血染的風采”、“龍的傳人”（唯有在歌唱的時候，始覺得我們是龍的傳人），下課後，如何跑到公園集會，燃點燭光。我跟他們說，因爲晚上無法出門，我如何偷偷在房間的窗台上點一支小白燭，幾乎把窗簾燒掉了。長谷川睜大眼睛看著我，竟有幾分羨慕的神色，彷彿這也算得上是可茲炫耀的青春熱情，建築於人類傷痕之上的熱情。不曾反叛，未曾真的青春過。不曾熱戀，未曾懂得愛恨。
摘自《用流亡的心情紀念六四》，陳寧，《字花》第19期。
……兩次“天安門事件”都對和平抗議的民眾進行了清場和鎮壓，但不同的是，“第一次天安門事件”在1976年4月5日“清場”時，雖然打傷了人，在天安門廣場留下了鮮血，但“清場”時沒有死一個人。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“清場”，動用了坦克和機槍，造成了數千人的慘重傷亡。
摘自《六四日記——廣場上的共和國》嚴家祺序。
但魯迅身後，在光明中奔跑的一代一代中國孩子，胸懷正義、勇氣和血性，繼續慷慨激昂，救中國。無論是胡風還是儲安平，是張志新還是林昭，是六七十年代的紅衛兵還是老知青……都自以爲是在“救中國”。結果呢，連自救也休想：等到他們闖了禍，或被認爲闖了禍，將要流放、槍斃，全中國沒有人能夠救他們，也沒有人膽敢救他們——很好，最近二十年，孩子們學乖了。什麼都可以做：跳舞、唱歌、吸毒、墮胎、考試、升學、入黨、賺錢……都沒關係，都很好，但千萬不要救中國，千萬別去鬧革命。是的，是你們，在座的孩子們，總算被迫或者主動擺脫了九十年來救國與被救的輪迴，人人做個乖孩子，學會顧自己。
摘自《文學與拯救——紀念《狂人日記》發表九十週年》，陳丹青，（http://www.douban.com/group/topic/8356375/）
親愛的，有你的愛，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，無悔於自己的選擇，樂觀地期待著明天。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，在這裏，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；在這裏，不同的價值、思想、信仰、政見……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；在這裏，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，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；在這裏，所有的政見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，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，絕不會因發表不同的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；我期待，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，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。
表達自由，人權之基，人性之本，真理之母。封殺言論自由，踐踏人權，窒息人性，壓抑真理。
爲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，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，我的所作所爲無罪，即便爲此被指控，也無怨言。
摘自《我沒有敵人——我的最後陳述》，劉曉波，《明報月刊》11年1月號。
慕炎齋主案：七九前夕，不禁想問“我們會六四嗎？”、“不是政客的知識分子在那裡？”。或許答案我們都知道，也恰似陳丹青先生所說的，我們經歷了那麼長時間，早就擺脫了“救國與被救的輪迴”，也或許關係國家的問題，早就不系在我們身上了。對於七九，雖然性質有異於“中國茉莉花”，但宣言中：“我們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點，遠遠的圍觀、默默地跟隨、順勢而爲……”，還是值得取法。
誌於辛卯年六月初五或陽曆7月5日，七九前夕。
